智库建议：“十三五”实施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17日公布的最新研究结果认为十三五规划在此期间，我国有必要实施空双重控制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战略，建议尽快将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双控该指数取代了现有的节能指数。

煤炭消费在2013年达到顶峰。

在当天举行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如何将经济减速、去产能、去库存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以及相关的投资拉动，转化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动力十三五规划&经济低碳转型和社会绿色转型的关键。

何建坤说，新常态下，经济中高速增长下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将逐渐降低，经济结构调整将向高端低碳产业发展，创新驱动将全面推动碳强度下降。低碳也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中国应积极实施低碳转型，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何建坤说，这主要包括: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从高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实现经济、能源、环境的协同治理。

从201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开始大幅下滑。十二五规划&与前十年相比，能源消耗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与此同时，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增速大幅下降。第十五还有十一五规划&在此期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每年增加4 . 3亿吨二氧化碳，而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年均增加2.8亿吨。2015年与上年相比，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基本持平，单位能源的能源强度和碳含量明显下降。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预计下降4%左右。而且，2016年，发电、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的煤炭需求很可能会下降。

当天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很可能已经见顶，未来煤炭消费很难大幅高于2013年。报告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未来五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调，从而降低能源需求总量增速。能源消费增速下降，特别是煤炭消费总量见顶，标志着我国低碳发展进入了深刻变革的新阶段，也是我国碳排放最终见顶的必经阶段。

何建坤说，展望未来，十三五规划&这一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履行国内外承诺、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五年，低碳发展的指标，包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比重、森林存量，都非常明确。国际气候变化和国内环境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将促使中国逐步推进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中国也将采取措施促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发展。

但与此同时，上述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庞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和长期以煤炭为主的高碳能源利用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实现两百年随着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将继续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将继续增长。如果继续过去的高碳能源利用模式，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我们必须重塑未来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叶琪认为，重塑能源、提高效率、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关键，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是基础，转变发展方式是前提，引导消费模式是基础。

治污减碳双管齐下最有效。

自从十一五规划&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为高耗能工业企业设定了约束性节能目标，作为考核其节能效果的主要量化指标。

根据上述报告，对10家案例企业的调查发现，以节能量作为考核指标存在三大问题:10家案例企业上报的节能量可分为四类:固定比率法产品节能量、环比法产品节能量、固定比率法产值节能量、环比法产值节能量。不同方法、不同类别计算的节能量不具有可比性；

案例企业通过扩大产量实现了部分节能目标，但这种分段节能实际上是企业响应市场需求的结果，而非节能行动，因此无法对企业的节能行为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

由于节能量的类别和计算方法多样，计算步骤相对复杂，政府部门对节能量的考核难度要高于其他常用的节能量指标如总能耗、能源强度等。

叶琪认为，鉴于企业之间缺乏可比性，无法消除产量扩大带来的节能效应，且难以验证，建议尽快计算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双控该指数取代了现有的节能指数。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对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融资进行了研究，追踪了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本及其流动情况。发现201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融资和投资总量分别比2012年增长0.8%和5.9%。

叶琪介绍，201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融资主要呈现以下变化:投资端财政补贴减少，政策支持重点、对象和范围发生变化；融资渠道减少，可再生能源融资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中小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融资模式有待打破；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减少，非发电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投资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能源替代和碳减排具有显著效果。

在可再生能源投融资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可再生能源领域迫切需要融资渠道和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齐威说。

根据上述报告，中国目前改善空燃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核心是严格控制煤炭使用。其中许多政策要求企业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安装污染控制设备。

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新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喜亮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近期煤炭使用量的大幅减少可以同时减少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当煤炭被挤出能源体系后，替代能源的边际成本会逐渐上升。因此，需要进一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分别设定空气体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通过碳价格政策实现空气体污染和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高效协调控制。

张喜亮认为，与其他方法相比，这是最有效的处理空气体污染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这样的政策思路将保证中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2030年的达峰目标，同时对空燃气质量的提升带来显著的协同效益。

张喜亮表示，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仍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落实各省区市的减排目标和行动，不断推进节能减排和加强新能源技术创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问题。

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创办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维护良好中美关系等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